以方名证，是古人长期医疗经验的总结，是经方发展的特点，更是构成《伤寒论》的主要内容和理论体系的特点。中医经方临床家胡希恕强调，方药的适应证，即简称为方证，某方的适应证，即称之为某方证。方证是用方的证据、征象，是以主治方剂来命名的证。如《伤寒论》34条原文：太阳病，桂枝证，医反下之，利遂不止，脉促者，表未解也，喘而汗出者，葛根黄芩黄连汤主之。101条原文：伤寒中风，有柴胡证，但见一证便是，不必悉具，凡柴胡汤病证而下之，若柴胡证不罢者，复与柴胡汤，必蒸蒸而振，却复发热汗出而解。这里的“桂枝证”“柴胡证”等都是以方名证的范例。

后世医家将方与证之间的这种密切对应关系概括为“方证相应”。《伤寒论》317条方后注：“病皆与方相应者，乃服之”，便是“方证相应”的肇始。然后世诸多医家却把“方证相应”理解为方和症状的简单对应，即“方症对应”。临床中“方症对应”不仅有守株待兔之嫌，更有漏诊误诊之弊。试举一案例：

清代名医曹颖甫崇尚仲景之学，曾提出“仲师之法，今古咸宜”。由曹颖甫门人姜佐景整理的《经方实验录》，是曹颖甫临证医案集录，其中有曹颖甫为其女曹若华治疗头痛的案例，原文如下：

若华忽病头痛，干呕，服吴茱萸汤，痛益甚，眠则稍轻，坐则满头剧痛，咳嗽引腹中痛，按之，则益不可忍，身无热，脉微弱，但恶见火光，口中燥，不类阳明腑实证状。盖病不专系肠中，而所重在脑，此张隐庵所谓阳明悍热之气上循入脑之证也。按即西医所谓脑膜炎之类。及其身无热、脉微弱之时，而急下之，所谓釜底抽薪也。若身有大热、脉大而实，然后论治，晚矣。

生川军（三钱），芒硝（三钱），枳实（四钱），厚朴（一钱）

【佐景按】若华女士服本方后约三小时，即下，所下非燥矢，盖水浊也，而恙乃悉除，不须再诊。

本案患者初诊头痛、干呕。曹颖甫据《伤寒论》378原文“干呕，吐涎沫，头痛者，吴茱萸汤主之”，予吴茱萸原方，然药后病未除，头痛反增剧。重新诊断，辨为承气汤证，予大承气汤原方，药后下利水浊而病除。案读至此，给人颇多思考，笔者加以分析：本案初诊，曹颖甫忽略了整体观，只抓住头痛、干呕两个症状去“方症对应”而为其误也。再观二诊予大承气汤病愈，反思初诊时可谓“未有查色按脉，亦未别阴阳”。

整体观念、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两大基本特点。笔者认为，中医看病着眼的是生病的人，是谓整体观念；方从法出，法随证立，是谓辨证论治。“证”是指对某一疾病过程中某一时段的刻下症的病位、病性等的高度概括，其包括病位和病性两个要素。而“症”是指正邪交争而反应于病位上的或太过或不及的一系列异常表现，症亦包括症状和体征两个要素。故其“症”为四诊信息，而“证”是诊断结果，“症”经辨证综合分析而得出“证”。故“方证相应”比“方症对应”更适合于临床。

方证是经方医学体系中一原创思维概念，经方强调方证相应，同时更强调其归六经辨证指导。因此胡希恕提出经方临证先辨六经，继辨方证，求得方证相应而治愈疾病。方证相应不仅局限在方与证的相应，同时药量、制剂、煎服法以及调摄等诸层面，亦均应与证相应。中医治病有无疗效，关键在于方证是否辨得准确，辨方证是辨证论治的尖端。

（来源：中国中医药报官微）